孤心俱乐部的茶话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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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的五月四日，是“五四运动”的九十周年。在思想交锋越发紊乱化的如今，重新要为“五四”作新一轮“盖棺定论”的浪潮也是愈演愈烈了。笔者在这里不敢说要“正本清源”，但至少还是希望借这个机会，能够对“五四”一些发掘不多的话题做一点深入展开。

    现在说到“五四”，总是将“新文化运动”与“五四”合在一起来谈。然而实事求是地讲，这两件事之间的直接联系是不多的。前者自不待言是一次社会思想潮流的大出血+大换血，而“五四”则是一次纯粹的事关民族兴亡的政治运动。两者之间之所以能被链接在一块儿，还是拜后世将前者作为后者爆发的思想基础的所赐。也就是说，“五四”不知道从何时起，就将其时代意义与“新文化运动”的兴衰捆绑在一起，形成了血肉难分的合为一体。然而，这种合体却在如今的社会思潮紊乱中，显得越发脆弱。如果说不想“五四”与“新文化运动”玉石俱焚，至少就要做适当的切割——让“五四”的归“五四”，让“新文化运动”的归“新文化运动”，这样才能对两者做出不带意识情绪的评价来。必须要说的是，没有“五四”，中国人的救亡情绪是不会达到这样一个在后人看来难以想象的顶点的。只有在书斋里作妄加衡量的先生们，才会对这在时代因素下的“矫枉过正”说三道四。

    “新文化运动”最大的诟病，就是对儒家这个中国传统社会的主题思想毫无保留地清除打击——哪怕当事人同样也带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态度各显神通的。然而运动发展到后来的境地，结果却是中国人精神世界的空虚，以及在亨廷顿笔下对信仰属性里一个刺眼的问号。如今人们肯定会将这种诟病的根源，归咎于“新文化运动”发动者，以及他们思想构造中为人批评的部分。我无意推翻这种批评，但也无意将全部责任归结于这种原因当中。首先，必须要考虑当时的时代因素；另外，则要追溯时代之前的遗留因素。何为遗留因素？这就是所谓“前生今世”之前因后果的推断分析。

    如果将“新文化运动”的那种对传统文化除之而后快的群体意识往前追溯根源的话，其实得到甲申1644。我在此同样无意挑动是非，然而必须得说的是，包括明末“三先生”在内的旧朝遗民，以及投靠了满清的新朝人士，在反思大明王朝轰然倒塌的原因时，除开部分是对历朝历代政治体制发展的解析和对新政治体制的展望外，最后都不约而同地将在社会思潮的罪魁祸首，归结为王门后学对社会风气的“扰乱”。于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异口同声喊出了“回到朱熹”、“回归汉学”的口号——尽管在出发点和意图上，双方是大径相庭的。至少从最后当政者的执行上来看，“回到朱熹”不是对理学深挖细掘，而是从哪儿来到哪儿去，不敢越雷池一步；“回到汉学”则更多是从“整理国故”的角度作为幌子，逃避儒家思想的政治参与心在现实中的碰壁。而很不幸地在于，这样的社会形态与社会意识，被一个超人级“勤政爱民”的皇帝加以固化，外加世界他方形势的滚滚向前，中国人遭遇三千年来之大变局的闷棍，也就不出意外了。而将这种郁闷刺激到登峰造极点的，无疑是中日甲午海战。正是这场大失利，康梁维新的登场，中国社会思潮迎来了死水微澜中的大波。正是对“国富民强”的急切渴求，让中国的代代志士左思右想，从技能到制度，直到最后拿文化底蕴来开刀。虽然有人说，一个国家的灭亡，是无法追溯到一匹马马刺的螺丝脱落作为理由的。然而，从甲申到五四，我却不觉得前面的这些推断有任何的突兀之处。

    从这一点来讲，甲申之前所有新的尝试被中断后，我们似乎还没有重新拾起来的意识。如果不能在这一点上有所觉醒，我们始终只能为以前的纠葛中纠缠不休，而无法眼光步伐一致向前。于是，我们这一代人乃至后辈几代人，都要为几百年来未能买单的历史塞车进行大不一样的疏导工作，而殚精竭虑到历史使命完成的最后一刻才是。笔者也期盼能够能亲眼见证这一天的到来。

  补记：在原道论坛看了黄玉顺老师数年前一篇关于“五四”的旧文，认为在“德先生”和“赛先生”的背后，有着一个披着“民族主义”外衣的“李先生”。仔细一琢磨，还真是恍然大悟。没有了圣学道理的熏陶，最终占据处于真空状态的中国社会文化的，却不是那些处心积虑的西式宗教和西式思想，而是中西合璧诞生的异形体“民族自由主义”。然而这个非马非驴的骡子品种，上不沾天下不落地，它究竟能往何处去呢？这毕竟不是欣赏空无飘渺的蓬莱仙境与楼兰古镇。我们还得脚踏实地地回到人世间。